按：加里·克勞福德（Gary W.Crawford）教授任教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人類學系，2007年當選為加拿大皇家學院院士。他是國際考古學界在東亞農業起源、古人類生態、古代民族植物學等領域的領軍人物。由于長期與中日韓三國的考古學家合作，他對歐美、東亞的考古學家在工作中的差別有很深的體會。他認為，對于考古學中的民族主義，要積極地評價它，但這種心態也可能是非常危險的。
加里·克勞福德像：李媛 繪
上海書評：您在研究工作中一直強調要關注考古學中的民族主義，這個概念能給我們描述一下嗎？
加里：我舉個例子來說明吧。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初次訪問中國，去參觀了半坡遺址。那里有一尊女性雕像，她不僅被認為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之母，也象征了原始的中國社會。所以中國人關于新石器社會的認識，就是那是最早的共產主義社會，人人平等，社會風氣純樸，女性主宰所有事情。半坡博物館對我是相當有吸引力的，它不光是一個新石器的博物館，還是一個傳達中國社會主義理念的博物館，并且與中國七十年代的政治有關。
幾年以前，我去參觀河姆渡博物館，那里有一幅場景復原的畫，是史前先民圍著火堆跳舞，那也是七十年代的意識形態。 那些博物館對我很有吸引力，在科學的層面之上，還有一個社會政治的層面。博物館的信息往往不是單一的。在西方的博物館里，比如在加拿大的博物館里參觀時，我就很難看到社會政治方面的信息，因為我自己就是這個社會中的成員。而當我旅行到其他地方時，比如中國和日本，就會清楚地看到更多信息，因為我不是身在其中。
所以說，所有博物館的建立都會具有政治或社會性的目的，無論是地區范圍的，還是國家范圍的，以幫助人們建立身份認同。
上海書評：我最近看到您與哈維蘭等學者一起編撰的加拿大版的《文化人類學》課本，從一個中國讀者的眼光來看，可能感受不到它與已經譯成中文的美國版的差異。你們特地弄一個加拿大版，也是出于民族心態嗎？
加里：加拿大市場是很小的，所以我們編寫一本加拿大版的人類學課本并不完全是出于經濟的考慮。加拿大人口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在很多方面受到美國文化的控制，比如電視節目、廣播、音樂等等。這兩個國家就像兄弟一樣，非常接近，但美國是完全不在意加拿大的，美國的課本根本不談加拿大的事。當我做學生時，所有的參考文獻都是美國視角的。但是加拿大人對身份是很敏感的，我們每個人都會多少有點民族主義的因素。
所以，對考古學和人類學而言，我們需要向學生呈現，實際上加拿大人做了一些很棒的工作。首先，美式英語和加式英語有著很微妙的差異，我們做了一些修改，使之更加符合加拿大人的表達習慣。其次，美國課本里有許多關于美國軍事的參考文獻，許多重要的事件發生在美國，我們把這些都去掉了，用加拿大的案例來取代。另外，美國課本里介紹的學者都是美國人，可能會讓人覺得加拿大沒有學者一樣，我們換上加拿大學者的簡介，我們需要本地的榜樣。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國人用日本人寫的課本，你會覺得受到了冒犯，是吧？這是一樣的。當我們修訂第二版時，我重新撰寫了人類進化、新石器等章節，最后它就像一本新書一樣。有一個加拿大西部的學生寫信給我說，這本課本真是太讓人驚喜了，我原來完全不知道加拿大有這么多有趣的事，你們探討的對加拿大歷史極其重要的一個遺址是我小時候經常去玩耍的地方，我完全不知道它是如此重要。
上海書評：這些心態大概是很普遍的，在人類學和考古學研究方向上會有什么具體的影響嗎？
加里：美國人類學家往往會選擇一種方法或理論，然后一條道走到黑，而加拿大人類學家則更加兼容并蓄。我們不會表現出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更有彈性。加拿大人對自己在世界舞臺上的中間立場引以為傲，而不是去做世界警察。
在加拿大，有四五個學校的考古學系是獨立的，這跟英國或歐洲的情形很類似。但是在美國，考古學、語言學、文化人類學、體質（生物）人類學是人類學的四大分支，我們把這稱為人類學的方法論。但在三十年前，加拿大考古學家布魯斯·特里格（Bruce G. Trigger）就講過一個觀點，打破了這種理論。他認為植物學、動物學、歷史、政治等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去開創這些領域，而不是直接依附于人類學。今天的文化人類學跟三四十年前也完全不一樣了，他們關注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問題，很難跟考古學聯系到一起。加拿大的考古學家仍然像從前那樣思考文化人類學問題，這也是一個美國學者跟加拿大學者之間的區別。
上海書評：您與中日韓學者都有過考古合作，他們在考古活動中也體現出不同的民族差異嗎？
加里：東亞的考古學家大多沒有接受過真正的人類學訓練，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同。在北美，我們大多研究土著居民。當我們來到東亞，探討關于北美土著的問題時，東亞考古學家會感興趣，但是有關知識知道得很少。在東亞和歐洲，從史前到歷史時期是延續的。而在美國和加拿大，考古學家大都是歐洲人，我們跟研究對象之間沒有個人的聯系，所以會以一種比較非個人的視角來看待材料。
在十八十九世紀，早期考古學關注的問題是，美國和加拿大的土著是誰，如何正確地認識他們？在十九世紀晚期，歐洲人向日本、中國、印度等地殖民，這迫使學者提出了很多大問題，他們是誰，為什么跟我們不同，為什么中國發展出了青銅器和中央集權？當然，那時的學者持有非常歐洲中心的觀點，認為所有東西都是從一個地方起源的。歐洲學者的足跡遍及全球，他們傾向于考慮進化的大問題。
東亞的考古學跟北美的古典學很像，比如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學等，他們研究很多文本內容。中國對夏商周時期的研究就跟古典學很像，同類型的在韓國是對無文時代和三國時代的研究，在日本是對古墳和平安時代的研究。比如，甚至在日本彌生時代的遺址中都發現了中國銅鏡，被作為斷代的依據，這跟古典學的路子是很像的。由于以前日本的考古學研究很強地依賴于中日韓三國文獻之間的相互印證和交叉斷代，日本考古學家對測年不感興趣，而現在他們用放射性碳斷代技術對材料做了測年，結果年代被提前了。日本的青銅時代始于公元前900年，盛于公元前500年左右，這是最近的研究結果。
上海書評：我們知道，日本考古學家對中國的考古一直有濃厚的興趣，而且熱衷參與中國的田野工作，反過來卻不是。這是為什么？
加里：這里面有民族主義的成分，但實際上很少有日本考古學家到日本以外的國家去做考古，相對全日本的考古學家人數而言，的確有一些，但總數確實很少。日本考古學中的一個大問題是日本人的起源，為了了解日本人的起源，當然應該去了解中國和韓國。日本考古學家即使在國外做考古，比如在中國，仍然是為了解決他們自己起源的問題。然而，年長日久以后，他們來中國的原因開始有所變化，所以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有些日本考古學家后來就研究中國了？因為他們發現了有趣的問題，他們跟中國考古學家建立了友誼、學習了語言，所有這些都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最初來中國是因為研究日本人的起源等問題，但是留下來研究中國卻有著別的原因。中國真是極其有趣，用英語里的一個詞來講，就是你“上了中國的鉤”（get hooked）。
我在日本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從日本轉向中國是很自然的。舉個例子，我們在日本北部發現了農業的證據，在這個考古遺址的材料中，我們發現了一般能在東亞找到的所有作物，有粟、黍、大豆、赤豆、小麥、大麥。我的問題是，這些東西是怎么來的？要去研究這些物種的歷史，就必須來中國。1986年，我第一次來到中國，發現中國實在太有趣了，在中國有好多考古工作可做，慢慢地，我就不去日本了。我開始頻繁地來中國，中國變成了我學術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最初來中國的原因跟日本考古學家是很像的，但是后來我在中國有了越來越多朋友。
上海書評：中國的皇陵被發掘和盜掘很多，但日本的古代皇陵卻受到嚴密保護，且不允許本國和外國的任何考古活動。這種極端的反差除了文物保護的因素外，有沒有別的理念和思想、身份認同上的因素？
加里：是的。不過，我最近聽說日本有計劃要發掘一兩個這種大型墓葬。他們保護墓葬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技術問題，因為只能發掘一次，不能出錯。中國的秦始皇陵是一個類似的例子，現在它被很好地保護著，打開它就會毀壞陵墓，我們沒有權利這樣做。在未來一百年內，保護與發掘技術會好得多，所以可能一百年后會是更好的時機。
但問題是，為什么我們要想著去打開它呢？我不認為世界歷史或人類生存依賴于這些皇陵，所以保護是相當重要的。多年前，日本強調保護皇陵，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保守秘密。日本皇室被假定是神的后裔，所以日本皇室起源的神話需要受到保護，但真相恰恰就在這些陵墓當中。比較危險的事情之一是第一位皇帝有可能來自朝鮮半島，但我們必須知道這個嗎？
在日本，另一個比較復雜的情況是，今天皇室依然存在，所以皇陵仍然屬于皇室，這樣的話，發掘就變得很棘手了，你必須得到皇室和政府的許可才能發掘。情況現在有所變化，技術也準備就緒，日本有發掘皇陵的計劃，他們意識到這些遺址的科學價值比政治價值更加重要。
上海書評：您很早就與張光直先生合作研究中國的考古材料。張先生晚年特別想找到夏文化，他在山東、河南找了很多地方，但很多人不認可他的工作，認為這是徒勞的。他是不是出于一種民族情結和心態？
加里：我曾經跟他一起旅行，后來到他的寓所拜訪過他。但那時他已經病得比較重，說話、行動都很困難。所以我并不知道他做這些研究的動機。但是，顯而易見，他是受到要理解中國文明起源的強烈的自我驅使。他對此很有熱情，而且激勵他的學生。我曾經跟他的幾個學生一起工作過，比如David Cohen、冷鍵，我們都由衷地欽佩他。可惜的是，張先生的項目由于他的過世而中斷了，臺灣方面收回了研究經費。
對于考古學中的民族主義，一方面要積極地評價它、贊賞它。考古學家都是自身文化的產物，在考古學中要做到完全客觀是不可能的，這跟計算機、化學這類學科很不一樣。另一方面，這種心態也可能是非常危險的。比如，當政府推動考古學家去創造支持他們的信息時，這就非常危險了。納粹德國是一個例子，他們用考古學來支持納粹主義的思想。在這些情況下，考古學家就要非常小心如何去應對了。
上海書評：這說明，我們對考古工作的判斷應該更多地從科學的角度去評判。除了納粹德國，在最近幾十年，其他國家有沒有類似的例子？
加里：我想到了日本舊石器考古中的藤村新一造假的事件。中國的舊石器考古記錄可以追溯到很早，而日本的考古記錄不會早于距今四萬五千到三萬五千年前。藤村新一是一個業余的考古愛好者，他加入了一個專業的考古隊，跟他們交朋友、請吃晚餐、買飲料，而且他還表現出有能力在遺址當中發現有趣的東西，能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材料。
日本考古學家在尋找比距今四萬年更加古老的材料，跟中國比誰更早。每當他們到一個遺址工作，藤村都會發現一個幾十萬年的古老地層，他能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石器，漸漸有了“神手”的美譽，不斷發現讓日本考古記錄提得更早的材料，多年來很少有人懷疑他。
我的朋友Peter Bleed曾與藤村一起到日本北部的一個遺址工作。藤村的發掘單位就在Peter的旁邊，Peter沒有發現任何東西，而藤村卻發現了漂亮的石器工具，然后大家都說藤村是個偉大的考古學家，而Peter不是。有些日本考古學家私下非常懷疑，日本《每日新聞》調查了這件事，他們跟蹤了藤村，躲在灌木叢里架好了攝像機，發現藤村從口袋里拿出一個小包，挖了一個坑，把人工制品扔進去，然后又埋起來。丑聞于是曝光。
問題在于，為什么日本考古學家群體相信這些東西，他們為什么沒有質疑他？只是因為他們希望他這么做。我有些日本考古學家朋友曾經跟藤村一起工作，他們沒有參與造假，但卻為此承擔責任，失去工作。我覺得他們應該是知道藤村造假的，只是睜一眼閉一眼，縱容他這樣做。這是個很重要的教訓，科學就是要保持懷疑的精神。
另一個例子是奧地利與意大利爭奪冰人的歸屬權。冰人屬于新石器時代，阿爾卑斯山的高海拔環境對它起到了很好的保護作用，但它被發現的地點在奧地利和意大利的邊境。我也遇到類似的情況。我們研究的最古老的遺址是印第安土著的遺址。我們要很小心地對待處理材料的問題，因為印第安人把自己看作是國中之國。特別是他們的墓葬，我們考古發現的印第安土著的骨骸必須歸還給現代的印第安社群。每當我們發現印第安人的墓葬，就需要與最近的印第安社群就如何處置的問題進行協商。一般來講，如果要對骨骸做科學分析的話，那必須要很快完成，然后重新埋葬。所以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沒法對骨骸進行分析。在這個意義上，讓我們覺得有點像是在另一個國家做研究，因為我們需要獲得土著社區的許可。 ■
采訪人黃曉峰、潘艷，文載2014年7月20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